襄阳机场3项微创新成果获湖北机场集团表彰

[38] 在程教授，也在尝试建构一体两态或一体三态的新本体论（详见本文第四节）。

宋代以后，行政治理已经无法纯粹采取以刑法律令为轨则的运行风格，而必须考虑道德教化在其中的位置和辅助作用，这个过程的出现或可称之为"行政的道德化"。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

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一旦"儒学"失去了" 道德实践"的能力，其对实际生活的规范价值和意义也就寿终正寝了。汉初帝王开始重用儒生，使之暂时变更了自己的民间世俗身份，在皇家体制中拥有了合法的政治地位，但其身份转变的代价却是十分巨大的。"曰："外不对群臣，内不对宦官嫔御，端居静处时，不知又如何？"高宗迟疑未应。这首先取决于皇帝对士人态度的变化，使得民间的士人有机会接近圣听去影响他的思想，如胡瑗弟子縢元发"在帝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鬲。

本文集中注意的是，县乡亭里作为"郡县制"的初步设计，其最重要的特点是行政系统通过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吏，可直接渗透到最底层的社会。"（[82]）要克服声色货利的诱惑，只有通过"讲学"以提升自身的道德。即使儒学有超越世俗的普遍价值的一面，也往往是在与政治发生互动的过程中偶尔体现出来，而很少作为独立的精神资源发生作用。

他说："中国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如以陶瓦为业的韩贞，只是粗识文字，"久之，觉有所得，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由此对中国近代转折和革命的解释变得异常简单和粗暴，似乎近代革命的核心命题不过是西学击溃儒学的过程，"文化"的崩解或者更可简化为从"儒学之用"到"儒学无用"的过程。"这是从礼仪条文繁冗上立言，具体仪式操作上也有过度繁琐的毛病，容易让人心生畏难情绪，"又或见其堂室之广，给使之多，仪物之盛，而窃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书虽布，而传者徒为箧笥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

至于对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的探讨则形成了不同的解释路径，有学者如伊懋可、斯波义信等从经济史角度立论，认为宋代发生了"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革命以及科学技术的革命。他们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之合一，即"道"与"治"之合一了。

"（[103]） 在《家礼序》这篇文字中，朱熹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更加明确，他说："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这种重新参与政治的期待最终在汉代得以部分实现，"儒"者从世俗阶层开始逐步回归到官僚政治体系之内。具体问题是民众普遍文化层次不高，用教化帝王的讲经方式教育民众显然不够现实。这条教化路径一直延续到明代。

他说两汉情势是："天下之大不过数十郡国，而二千石之行能皆获简于帝心，是以吏职修而民情远。"（[28]）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亭林对法令过苛的大段谴责这个层面，其实仍无法窥见其真实用意。君师合一则为道行而在上，即是治世。贯穿的仍是在道德自觉方面"天子与庶民一也"的宋人思路，这在泰州学派的教化实践中更是被推向了极致。

不过从宋朝儒学源起于不同地域民间的状态观察，儒学在基层的世俗化也由此氤氲而成，最后繁衍为蔚为大观的气象。'盖自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为修身之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身之用，天子至于庶人一也。

草第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我们所关心的则是，"儒学"教化的层面是如何在刑名之术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格局中得以重新完成了向"教化之儒"角色的转变的。

《明儒学案》也以地域划分学派的流变，如《姚江学案》《白沙学案》等。"（[106]）他特别主张祭祀随俗而定，所谓"各依乡俗之文，自不妨随俗增损。我们总是习惯说中国疆域幅员广大，要治理如此宽广的地理疆域自然难度极大。当然，北宋儒学的变化不只是"地域"标签化可以简单加以说明的，还涉及到"士"的身份角色的变动以及群体流动等生活史层面的问题。这与"德行"没有作为行政的指标被纳入技术治理程序有一定关系。"（[111]）这就为以后民间祭祀日益突破官家限制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许蘅的思想中还包涵着一个重要的观点，道德的维系不仅属于帝王的职责，而且士人与庶民也有相当之责任，甚至当上层阶级无法维持文化一脉的存在时，下层人士应该主动承担起相应的义务，这也是宋人遗留下的思维。他们倾向于重视普遍关怀（universal concerns），也就是所谓普遍价值，而不是以组织制度的改革为先务。

如朱熹谈《春秋》即重申其中"夷夏之辩"的微言大义，即是迫于南宋偏居一隅的巨大压力，也是为儒学发挥政治功能寻求再生的机会。南宋在空间占有上彻底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希望，故根本无法从富国强兵的意义上重建"大宋"君临天下的意识形态，必须另辟蹊径地重构南宋新的合法性基础，而这种合法性的建立也必须面对南宋国力武力孱弱这个基本的事实。

也是我所提到的"儒学地域化"的精髓理念之所在。（[54]） 以后新皇帝继位，总有一批这类深受"地域化"儒学影响的士人围着他反复陈说正心诚意的道理。

（[66]）这段对话很象是"打禅语"，与北学一脉及朱子学的"格物"路径大有不同，可见不同地域的儒学在宋朝都有可能影响君王的心理，但无论流派纷呈多样到什么程度，构建君王的道德心理基础以为制度实施之根据的共识大体是不变的。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当现实变化到了上层政治结构已经完全抛弃了以儒学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冲突策略之后，下层社会中反而会仍残存着一些"儒学地域化"的碎片形态，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制约作用。尽管有宋一代，新儒家在朝廷中讲学教化的机会不能算多，时间也不能算长，却深刻塑造了宫廷帝王和官僚体制的气质。与李唐皇室占据的长安、洛阳一带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地区完全不同。

（[112]）到了南宋一个叫陈藻的人已经回答说，即使不立嫡子为宗子，也不会影响宗子之道的推行，因为只要有资产的人都可以推行，最重要的是仁义之道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东坡不必对此担忧。他又问："一日用如何？"宁宗答说："只学定耳。

"要求王居正把自己的著作《辩学》进呈御览，"先生即序上语于书首"。"（[47]）言下里还是贬抑北宋的风俗之陋。

然而在同治朝以后突然人才辈出，以布衣身份跻身将相之位者不可胜数，且相当一部分精英人物成为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据前人的累积研究，西汉的设官分职与体国经野的规模大致是相互适应的。

五、"儒学地域化"的危机及其在近代的残存形态 5.1 回应西方挑战："整体性儒学"还是"地方性儒学"？ 以上我们对"儒学地域化"的过程及其特点做了一番粗略的勾勒。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实际上到了明代，科举正统文本中所容纳的儒学思想更加趋向于多元，基本上是混杂了不同地域出现的各种民间儒学流派的思想。这虽非什么大的灾变，却也搅得都城内人心惶惶。

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然而我们不必担心，好像"儒学"因为转变成"地域化"的形态就自然会导致其普遍意义的丧失。

[7] 参见王尔敏：《当代学者对于儒家起源之探讨及其时代意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401－432。江浙一带在清中叶以后兴起的考据学与近代科学的联姻关系也在不断被揭示出来，种种迹象均表明儒学在地方上仍持续散发着活力。

以及《禹贡》里边的"五服说"的方五千里与"九服说"方万里这两种解释。我们从帝王嘴里常听到的是对"德行"标准的不屑和蔑视。